張百春悼俄羅斯哲學家霍魯日:當代第歐根尼,尋找大寫的人
2020年10月19日14:26

原標題:張百春悼俄羅斯哲學家霍魯日:當代第歐根尼,尋找大寫的人

1.

2020年9月22日,本來是個普通的日子。白天上了一天的課,晚上回家檢查郵件,收到霍魯日教授秘書葉蓮娜·伊萬諾娃的來信,只有短短的一句話:“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於淩晨突然去世。”

霍魯日的身體一直非常好,去年夏天他來北京師範大學作了系列講座,系列講座之後,我們一起去了西藏。遊曆世界屋脊的自然之美,也感受了藏傳佛教的神秘奧妙,特別是藏傳佛教的靈修。當時感覺他的身體比我都棒。之後,我們一直通過電子郵件保持聯繫,從未聽說他有什麼疾病……

霍魯日習慣熬夜,平時夜裡1點出去散步。9月22日淩晨兩點,和往常一樣,他獨自在浴室里泡熱水澡,通常情況下每週一次,這一次他再也沒有能夠自己從浴缸裡起來。五點鍾被發現時,這位當代俄羅斯最偉大的哲學家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浴室里的水還在流淌,卻再也不會有智慧的思想從他的大腦里流出了……

霍魯日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精神導師(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巨大,不但決定了我的學術道路,更主要的是,他是我精神世界里唯一的燈塔。

聽到霍魯日去世消息,我不敢相信。總希望再確認一下……接下來在俄文網站上看到了相關報導,俄羅斯朋友們也給我發來消息……

驚愕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痛苦,而且越來越加重了,往事曆曆在目,內心五味雜陳,除了悲痛,還有內疚、遺憾……

葬禮那天,我收到霍魯日即將發表的文章《新人學》的大樣。看著看著,眼睛就模糊了……

我陰差陽錯地闖入哲學領地,這裏昏暗、沉悶的氣氛讓我窒息,讓我驚訝。幸運的是,在暗淡的哲學舞台上(霍魯日稱之為“幕間休息”狀態),我看到了一束光——霍魯日創立的協同人學(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在我的心目中,它就是世紀之交、千年之交世界哲學唯一的一線希望。世界哲學總算沒有空手跨入新世紀、新千年。

霍魯日在張百春的書房中。
霍魯日在張百春的書房中。

正如哲學史表明的那樣,幾乎所有偉大的哲學家及其思想都不會獲得自己時代的理解和評價。霍魯日對俄羅斯哲學和世界哲學的意義只能逐漸地呈現出來,而且一定會呈現出來。

霍魯日於1941年10月5日出生在梁讚省的斯克平(Скопин)市(位於莫斯科東南),是遺腹子,父親科爾尼洛夫(Серге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Корнилов)在他出生前3個月在西部白俄羅斯戰場上犧牲。在不到1歲時,他母親霍魯紮婭(Вера Захаровна Хоружая)在西部白俄羅斯從事地下活動時被德軍逮捕並處決。他由姨媽帶大,住在莫斯科。霍魯日隨母親姓。為了紀念在戰場上犧牲的父親,母親給他取了和父親一樣的名字,因此他的全名是: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霍魯日(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Хоружий)。他的父母都是堅定的革命者,為革命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他母親是白俄羅斯英雄,後被追認為蘇聯英雄。

霍魯日很少談及自己的家庭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我猜測,原因可能是他所從事的事業與父母所從事的事業隔閡太深。1958年,霍魯日進入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學習,1964年畢業後去蘇聯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讀研究生,1967年獲得副博士學位後留在數學研究所工作,1976年獲得數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68年,霍魯日由著名的東正教神父亞曆山大·閔(Александр Мень)洗禮,加入東正教會。他的前妻是英國人,姓庫克(Кук),是翻譯家,兩人育有二女。

1967年,霍魯日在《哲學百科全書》上發表第一個詞條《虛無》,這是他的第一篇哲學文章。從此,在從事數學物理學研究的同時,他走上了哲學研究的道路。不過,除了詞典上的個別詞條外,在蘇聯時期,他再沒有公開發表過哲學文章和著作。他在蘇聯時期曾經寫過幾篇重要的哲學論文和專著(大部分是俄羅斯哲學史研究),都在蘇聯解體後出版。

蘇聯解體後,霍魯日的哲學創作進入一個高峰期,而且這個高峰期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共約三十年。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里,霍魯日發表的主要著作有:《代數量子場理論引論》(1986,後在荷蘭出版英文版),《緘默的兩部曲:關於人的苦修學說的神學與哲學的闡釋》(1978年完成,1991年出版),《中斷之後:俄羅斯哲學之路》(1994),《俄羅斯視域里的“尤利西斯”》(1994,2015),《苦修現象學簡論》(1998),《哲學與苦修》(紐約,1999),《弗洛連斯基的世界觀》(1999),《論舊與新》(2000),《協同人學概論》(2005),《俄羅斯靈性傳統簡論》(2005,2018),《第歐根尼的燈籠:歐洲人學的批判性回顧》(2010),《靜修主義研究:苦修現象學簡論》(2012),《靜修主義研究:靜修主義的多維世界》(2012),《社會與協同:界面的開拓》(2016),等等。他的部分著作還出了英文版。此外,霍魯日發表了大量文章,個別文章用英文寫成。他還主編過幾本非常有影響的書。

霍魯日用中文發表的著作有:《俄國哲學與協同人學》(2010),《作為新人學基礎的靈修》(2017),《靜修主義與協同人學》(即將出版)。這三本書都是首發,目前沒有其他語言的版本,因為它們是根據霍魯日在中國的三次系列講座整理而成,這些講座內容是他專門為中國聽眾設計的。根據我的統計,目前中文發表的霍魯日文章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哲學與人學》,《俄國哲學的產生》,《俄國哲學的主要觀念》,《拜占庭與俄國的靜修主義》,《靜修主義人學》,《協同人學與人的展開範式》,《西方古典人學的危機及其現狀》,《斯拉夫派觀念在20世紀的轉變》,《俄羅斯索菲亞論的歧路》,《〈路標〉之後的世紀或過了兩三個俄羅斯之後》,《歐洲個性思想沿革中的卡爾薩文哲學》,《什麼是東正教思想》,《東正教苦修傳統中人的形象》,《俄羅斯長老製的精神基礎與人學基礎》,《〈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靜修主義人學》,《新教父綜合與俄羅斯哲學》,《情境戲劇》等。

霍魯日的著作還被翻譯成英文、塞爾維亞文、匈牙利文和韓文等。

近些年來,霍魯日經常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喀山、新西伯利亞和諾夫格勒等地講課。此外,他還應邀到國外講學,他曾在巴西舉辦系列學術講座。在中國,他總共做了三個系列講座。蘇聯解體後,霍魯日經常參加國內外的學術會議,每次會議他從不用以前的舊稿子,只要他接受邀請,一定要認真準備會議論文。他的絕大部分會議論文在會後都會發表在學術雜誌上。

1993年,霍魯日開始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人研究所主持協同人學研究室。1996年,高等經濟大學成立協同人學跨學科研究中心,他擔任中心主任。2005年,霍魯日成立一個獨立的協同人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他主編的雜誌《第歐根尼的燈籠》於2015年創刊,總共出版4期。霍魯日非常喜歡“第歐根尼的燈籠”這個隱喻,他把這個隱喻用作自己研究西方人學歷史的那本專著的書名。他還建議,我寫的關於協同人學的書也用這個名字。此外,他還是俄文雜誌《神學著作》的編委,中文雜誌《求是學刊》海外編委。

2.

2019年,霍魯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做系列講座時與部分師生的合影。

在介紹霍魯日的時候,通常都說他是《尤利西斯》的譯者、神學家、哲學家、人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宗教哲學家、“協同人學”的創立者。他在這些領域里都留下了足跡。

霍魯日所受基礎教育是數學和物理學,獲得數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屬於量子場理論領域,他是位理論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在蘇聯科學院數學所工作了大半生,出版過一本專著(1986年俄文版,1990年英文版在荷蘭出版)。他發展了量子理論的嚴格方法。

除了數學、物理學之外,在其他領域,霍魯日都是自學成才,他被稱為天才的自學者。

霍魯日最初被大眾所知是作為翻譯家,與他人合作,他翻譯並註釋了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他還翻譯了喬伊斯的其他作品。據說,喬伊斯的作品以艱澀難懂著稱,比較難翻譯。不過,他的翻譯活動基本局限於此。

我所知道的霍魯日首先是個宗教哲學家。在這裏,宗教哲學是指帶有宗教性質的哲學。霍魯日首先是俄羅斯宗教哲學史研究的專家。1996-1997年在莫斯科進修期間,我在書店買到霍魯日的《中斷之後:俄羅斯哲學之路》(1994),從此,霍魯日進入我的視野。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對俄羅斯宗教哲學史的獨特研究。當幾乎所有研究俄羅斯哲學史的人都在一味地熱情頌揚俄羅斯哲學,尤其是俄羅斯宗教哲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時,霍魯日的態度與眾不同,這是一種冷靜的、嚴肅的學術態度。他指出,俄羅斯宗教哲學(白銀時代的哲學)的終結是自然的,把這個終結歸罪於十月革命,這是非常膚淺的。俄羅斯宗教哲學終結的原因是它自己出了問題,因為它走錯了路,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霍魯日不但對個別宗教哲學家(霍米雅科夫、弗洛連斯基、卡爾薩文、洛謝夫等)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時,對整個俄羅斯宗教哲學的歷史和內在邏輯的把握更是獨樹一幟。不久,在進入新百年、新千年之後,他創立的“協同人學”逐漸為學術界所知。毫無疑問,協同人學是俄羅斯宗教哲學史上的重要一環,我甚至認為,它是俄羅斯宗教哲學的最高成就。也可以說,霍魯日是俄羅斯宗教哲學傳統的集大成者。

不過,這個時候,我對霍魯日在東正教方面的研究所知不多,也沒有太關注。直到我們在2001年相識之後,我才發現,他對東正教的研究同樣具有獨創性。在研究俄羅斯宗教哲學時,必然要涉及到東正教,只是研究者們對其關係的關注程度不同。霍魯日把它們完全放在一起進行研究。他關注東正教里相對於天主教和新教而言的最具特色的領域——靈修傳統,其核心內容是靜修主義。他花了很大精力對靜修主義靈修的過程和階段進行重構,包括靈修的神學理論問題。可以說,他是靜修主義研究方面的頂級學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被稱為東正教神學家。在我看來,他是最具獨創性的當代東正教神學家之一。他在東正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認可和評價。俄羅斯東正教會神學委員會聘他為成員。他在東正教界有很多朋友,與西方天主教和新教學術界也有很好的關係。不過,霍魯日曾經明確表示過,他不願意被人稱為神學家。

在哲學研究領域,霍魯日是典型的自學成才者——在傳統俄羅斯哲學領域,有很多哲學家都是自學成才者。他在開始從事哲學研究時,並未放棄自己的本行——精確科學的研究。不過,在蘇聯解體之後,他的主要精力已經用在哲學研究上了。表面上看,他從事了大半生的數學和自然科學研究似乎沒有妨礙他的哲學思考,他的哲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科學研究的風格,也用到過一些科學思想和觀念。但是,實際上,妨礙和影響還是有的,比如,他自己曾經抱怨過,沒有時間寫大部頭著作,關於自己的哲學體系——協同人學,至今沒有撰寫一部完整的、專門的著作,儘管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它的理解,因為霍魯日在自己的大量文章里對協同人學做了非常清楚的表達。

霍魯日哲學創造之路大致是這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就開始研究俄羅斯宗教哲學。當時,這還是一個禁區,雖然不是被絕對禁止。他發現,作為俄羅斯哲學最高成就的白銀時代的宗教哲學並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通過哲學手段表達俄羅斯民族的心智以及塑造這個心智的東正教精神性——東方基督教話語。東方基督教話語的核心內容是靜修主義。另外,他還發現,在流亡的俄羅斯思想家,主要是神學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果斷放棄俄羅斯宗教哲學傳統,轉而研究靜修主義,不過,他們的研究局限在神學領域。霍魯日非常獨特的貢獻在於,他在哲學領域里延續流亡神學家們的工作,用哲學語言重建了靜修主義傳統。在這個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在靜修主義里包含一套對人的獨特看法——靜修主義人學。這套非常具體的人學對哲學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發意義。在這套獨特的、具體的經驗人學基礎上,霍魯日創立了具有普遍意義(而不僅僅局限於東正教傳統)的人學——協同人學。因此,人們稱他為人學家(不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人類學家)。然而,協同人學不僅僅是人學領域的成就,而且也是整個哲學領域里的成就,具有一般的哲學意義。協同人學是當代俄羅斯哲學的最高成就,作為其中的一個具有獨創性的流派,它完全有資格代表俄羅斯哲學。協同人學在哲學上的解釋功能非常強大。霍魯日以它為基礎,對西方哲學史進行了重構,他把整個西方哲學史看作是一部人學的歷史。在協同人學創立的過程中,霍魯日大量地借助海德格爾的一些東西,還有當代法國哲學的一些重要概念。總之,協同人學與西方哲學之間可以自由對話,它們融合得非常好。

自從基督教產生以來,它就成了西方哲學發展的主要背景和語境。不過,這裏的基督教主要是指天主教和新教。東正教在西方哲學傳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里基本上是缺位的。那麼,東正教對西方哲學傳統而言真的沒有意義嗎?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東正教傳統對哲學的意義始終沒有獲得揭示與呈現,這個任務落在了霍魯日的肩上。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創立協同人學。

無疑,協同人學是人學領域里的一個全新方向,它不是傳統的人學流派,不屬於古典的人學。霍魯日稱之為非古典人學。協同人學也是哲學領域里的一個全新流派,它是一個產生於古老的東正教靈修傳統基礎上的當代哲學流派。協同人學只能在東正教的傳統里產生。在當今世界哲學界,我沒有發現能夠與之相比的哲學學說和流派,至少從海德格爾之後是如此。

霍魯日對自己的協同人學也是信心滿滿。他非常自信地認為,協同人學是一把萬能的鑰匙,它可以打開整個人文科學大廈里的所有房間。簡單地說,霍魯日認為,包括哲學在內,當代的整個人文學科都處在“知識型真空(ваккум эпистемы)”的階段。近代以來,西方人文科學領域里最成功的一個知識型是由實證主義提供的,進入19世紀,實證主義提供的知識型開始瓦解。生命哲學和結構主義都想提供自己的知識型,而且都取得過一定的成績,但是,它們都沒有能夠像實證主義那樣提供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知識型。20世紀已經是個知識型真空的世紀。沒有知識型,人文科學也可以發展。但是,無論哲學,還是其他人文學科,畢竟不能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態。霍魯日認為,他的協同人學就是當代整個人文科學新知識型的基礎。在這些年里,他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是非常順利和成功的。他出色地展示了,協同人學在各大人文科學領域里強大的解釋功能,它的確具有了知識型的基本特徵。

3.

在很多場合,霍魯日都說我是他最好的學生。這裏的“最好的學生”到底是在什麼意義上說的?我只能猜測。也許,他認為,在傳播他的哲學思想方面,我最勤奮,用力最多,尤其是我不遺餘力地在中國推廣他的哲學思想。……不過,我自己確定地認為,霍魯日是我的精神導師(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而且是唯一的精神導師。

去西藏的路上,霍魯日向張百春展示他在中國講學期間的筆記,總共有幾十頁,他用各種紙張記,包括旅館的便簽。

精神導師的概念和說法本身對我們而言是陌生的、模糊的。針對我個人,這個問題是內在的,屬於內心世界里的問題。因此,這是個比較隱秘的話題,甚至是私密的話題,不適合公開討論。不過,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只是其尖銳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且,大家都把它看作是個人隱私而不願意公之於眾。即便有人嚐試談論它,也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至少通常的哲學語言不可以,也許詩歌、藝術等方面的表達更合適一些。每個人只能用專屬於自己的語言來談它,這時別人很難理解他所說的東西。

因此,我只是借此機會大致梳理一下我的心路曆程,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基本事實。當然,最主要的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霍魯日在我的精神探索道路上發揮的作用,以及他對我的精神生活的意義。

我和霍魯日有一個共同的學術起點,就是大學學的都是數學。但是,我大學畢業後就放棄數學,轉入哲學、宗教的研究。霍魯日沒有放棄數學,而且還獲得了這個領域的最高學位,做過很多工作,與此同時,他在哲學、宗教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我的內心世界里,出現了一種模糊的、莫名其妙的需求,它和任何其他需求都不同。後來,我把這種需求大致稱為精神需求。

起初,我只是以為,我需要找到另外一種自己喜歡的哲學,因為當時我所知道的哲學不但與我的需求無關,而且還令我反感,正是這種哲學激發了我對另外一種哲學的探索。1988年,我去蘇聯留學,在列寧格勒大學哲學系學哲學時,接觸到俄羅斯宗教哲學,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對另外一種哲學的需求。確實,在俄羅斯宗教哲學里,我找到了很多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最令我著迷的是別爾嘉耶夫,他到處都在討論自由、創造和精神方面的話題。尤其是對精神的討論,讓我明確了我的需求到底是什麼,準確地說,我的需求屬於什麼領域和層面。原來,我的需求就是一種精神需求,屬於精神層面。我為之興奮,至少我認識到了自己需求的性質。回國後,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別爾嘉耶夫身上,首先是翻譯他的作品。我一本接一本地翻譯,把他的主要著作都翻譯成中文,也寫過一些學習心得方面的東西。我把自己的一生與俄羅斯宗教哲學關聯在一起。這樣,我的學術方向就定下來了,在翻譯完別爾嘉耶夫的主要著作後,我將撰寫一部關於他的哲學思想的書,然後繼續翻譯其他俄羅斯宗教哲學家的著作。

這時,霍魯日對俄羅斯宗教哲學的研究方法逐漸地進入我的視野。這個方法迫使我重新審視自己目前的這種研究方式,即無窮無盡地翻譯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們的著作,不斷地重複和介紹他們的思想。不能這樣研究俄羅斯哲學。另外,我自己也感覺到,別爾嘉耶夫以及整個俄羅斯宗教哲學與我的精神需求之間的關係也漸行漸遠了。在俄羅斯宗教哲學里,我的精神需求並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滿足。相反,我的精神生活變得更加痛苦,精神上的渴望越來越強烈。不錯,別爾嘉耶夫讓我明白了,的確有另外一種哲學(準確地說是哲學思考方式),以及什麼是精神需求,但是,他沒有教會我如何滿足我的精神需求,如何過一種精神生活。2006年,在勉強完成一部關於別爾嘉耶夫宗教哲學的專著後,我幾乎停止了對俄羅斯宗教哲學的研究。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研究宗教學里的問題,首先就是宗教情感和宗教行為問題。我重新開始關注東正教研究。實際上,我此前已經開始研究東正教,但主要是從理論(神學)層面入手的。現在,我關注東正教的實踐層面,特別是東正教的禮拜儀式。宗教禮儀對宗教情感和宗教行為的培養和訓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次去俄羅斯,我都要抽時間到東正教堂去觀看、感受東正教的禮拜儀式。在東正教信徒的身上,我發現,宗教信徒都有自己獨特的宗教生活方式。比如,東正教徒,以及一般的基督徒通常情況下每個星期天去教堂做禮拜,這是他們的禮拜生活。我模糊地感覺到,這種禮拜生活就是他們的精神生活。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作為不信基督教、不信任何現有宗教的我,應該如何過星期天呢?而像我這樣的人在我國占絕大多數。我們不信教的人,怎麼過星期天最合理?這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不知道到哪裡去尋找答案。

霍魯日很早就在研究東正教里的一個特殊群體——修士。他們放棄一切世俗事務,把每一天都當星期天來過。如果一般的東正教信徒只在星期天過禮拜生活,那麼修士們每天都在過禮拜生活(精神生活),就是說,他們的生活完全變成了一種精神生活。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於是,我開始關注霍魯日對東正教靈修傳統的研究,特別是他對靜修主義傳統的重建。同時,我繼續關注他創立的獨特的哲學方向——協同人學。這時,我和霍魯日教授的交往越來越密切了。他的著作和文章正在源源不斷地發表,我也在盡我所能,把其中的一部分文章譯介過來。霍魯日覺得,我翻譯他的東西夠多了,在中文里,關於他的思想的基本材料已經夠了,所以,他多次催促我寫點兒自己的東西,不要把精力都用在翻譯上。我對他說,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都說清楚了,我把它們翻譯過來就好了。他說,可以把你自己的心得和想法寫進文章里。我回答說,我的心得和想法根本無法與他的獨創性思想相比……不過,最後我還是決定寫一部關於他的協同人學方面的著作(2013年),甚至連這本書的提綱都擬好了,他也認可了這個提綱。但是,寫了一章後,我還是終止了這本書的寫作。因為我當時非常想要搞清楚,什麼是靜修主義?修士們到底在幹什麼?他們修行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這些問題的解決可以讓我弄清楚,什麼是一般意義上的精神生活?至少是以東正教修士們為例,看一看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後來我以“東正教靈修傳統研究”為題申請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霍魯日的,其基礎是他對靜修主義的重建。

現在有點兒後悔當時沒有堅持下去,把那本關於霍魯日協同人學的書寫出來。那時我曾經想過,把這本書用作他八十大壽的獻禮。

現在回想起來,可以斷定,霍魯日的一生就是修行的一生。他把自己的學術當作靈修,他像一個修士那樣,從未間斷自己的修行,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也許,這就是我想要的精神生活吧。

4.

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面前,霍魯日總是自豪地說,他的協同人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比任何國家都好,甚至不亞於在俄羅斯的接受程度。據我瞭解,他的具有獨創性的思想在俄羅斯哲學界的接受情況並不好。比如,我的很多俄羅斯哲學界的朋友都抱怨霍魯日的語言晦澀,思想不好理解。有一次,莫斯科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問我最近在做什麼,我說在翻譯霍魯日的東西。他驚訝地問:是從俄文翻譯成中文嗎?我說,是的。他說:這個有點兒難,霍魯日的東西應該先從俄文翻譯成俄文。這次在莫斯科,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了霍魯日,他苦笑著說,這就是我們當今的哲學界。不過,在閱讀和翻譯霍魯日的東西時,除了他使用的個別概念,尤其是從當代法國哲學家們那裡借用來的幾個概念之外,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的語言有多麼晦澀,在閱讀、理解和翻譯他的文章和講座時,也沒有遇到太多的困難,卻有心有靈犀之感。

霍魯日和張百春在布達拉宮前的合影,2019年。
霍魯日和張百春在布達拉宮前的合影,2019年。

2001年春,我在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進修(三個月)。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馬寅卯也在莫斯科進修,我們約定去拜訪霍魯日。4月3日這天,我倆來到他位於河運碼頭(Речной вокзал)地鐵站附近的家。我倆都是第一次見到霍魯日。他的個子不高,說話語速很慢,但能感覺到對自己的思想非常自信。那一年,霍魯日整整六十歲。他的很多哲學思想(包括靜修主義的重建,以及協同人學的創立)正處在形成的過程之中。

2004年,香港朋友讓我推薦一位俄羅斯學術界在哲學和神學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學者。我毫不猶豫地說,如果只有一個人選,那我就推薦霍魯日。2005年春季,霍魯日應邀到香港訪問和講學,順路來到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舉辦講座。這是他第一次在中國介紹自己的學術思想。這一年的秋天,經過他的推薦,我去希臘羅德島參加每年一次的文明對話方面的國際會議,我們在那裡見過幾次。但是,後來他不去參加了,再後來,我也不去了。

2006年底,北京師範大學舉辦“俄羅斯文化:傳統與現代”國際學術會議,我邀請他來參加。他在會上作報告,還單獨做了一場報告。

2008年,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在韓國首爾召開。會後,我和劉孝廷教授隨俄羅斯哲學家一起,先乘船從首爾到海參崴,再坐火車(所謂的“哲學列車”)跨越西伯利亞,最後來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後,我們立即去了霍魯日家拜訪。此前,當他得知我要去莫斯科時,高興地告訴我說,他搬家了,讓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新家,並把詳細地址給了我。在他的新家(白別墅小區),我們敲定了他去中國講學的事宜。

2009年,霍魯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系列講座。

2009年六月底-七月初,霍魯日應邀來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系列學術講座,總題目是“俄國哲學與協同人學”。實際上,這次講座包括三部分內容,一部分是他對俄羅斯哲學史的研究,然後是他的協同人學,最後一部分是他利用協同人學的基本觀念對西方人學的解讀。講座結束後,我們一起去哈爾濱,參加在黑龍江大學舉辦的全國俄羅斯哲學會議。

霍魯日開啟了當代俄羅斯哲學家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系列講座的傳統。至今這樣的系列講座已經舉辦了15次,其中霍魯日舉辦過兩個系列講座。每一次講座都是由劉孝廷教授主持,我做現場翻譯。

此後,我和《俄羅斯文藝》雜誌商量,為霍魯日開闢一個專欄。根據我們的要求,他精選了自己的論文,提供給我們翻譯成中文發表。

2012年,我多次去俄羅斯,至少兩次去霍魯日家拜訪,受北京大學高研院杜維明院長委託,邀請霍魯日到北京大學舉辦系列學術講座。2013年夏天,霍魯日在北京大學高研院舉辦系列學術講座“作為新人學基礎的靈修”。從這一年起,我幾乎每年都陪同霍魯日教授去河南登封參加杜維明先生主辦的學術會議。

隨著對霍魯日的進一步瞭解,我發現霍魯日興趣範圍廣,學術視野寬,他對很多哲學問題和領域都有非常獨到的研究,我自己一時難以把握。因此,我打算利用目前有利的條件,再邀請他來中國講學。儘管他身體很好,但是,畢竟年事已高,以後越來越不方便了。在2018年,我們又一次在登封見面,一起商量他的未來課程計劃。我們初步設計五門課程:《俄羅斯哲學史》《西方哲學史》《拜占庭思想史》《協同人學》《靜修主義研究》。我希望他把自己在這些領域里最具獨創性的思想通過講課的方式介紹給我國學術界。2019年6月,霍魯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了系列講座,這次課本來是專門講“靜修主義研究”的,但是,在設計課程的時候,他把“協同人學”也加進了進來,而且還講了他近幾年一直在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末世論問題。遺憾的是,我們設計的這個系列課程的規劃剛啟動就被迫結束了。

2018年底,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俄羅斯哲學”獲得立項。2019年,我獲得國家留基委資助到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進修。霍魯日就在這裏工作,具體地說,他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哲學問題”研究室,這個研究室不大,總共有九個人。不過,平時他很少來單位。剛到莫斯科,我就去他家拜訪。他正準備去中國參加河南登封的年會。從中國開會回來後,我們見面時,他興致勃勃地講述他見到的我們共同的朋友和熟人。

從2019年10月份開始,霍魯日在位於老阿爾巴特大街上的洛謝夫之家(Дом Лосева)舉辦系列講座,總的題目是“該按照新方式思考了:人文思想運動的方向”,基本上是每個月一次,預計講七八次。這個系列講座的主題依然是人學和人文科學,其中包括協同人學問題、末世論問題、生態問題。他甚至說,要專門講一次對待動物和植物的態度問題。霍魯日的課都安排在晚上,講課結束後,我倆通常都會去阿爾巴特大街上的那家“木木”餐廳用餐。最初的三次課我都去聽了,也都錄了音。1月23日,我本來打算去聽第四次課,並把他去年九月份到中國開會往返路費報銷的錢轉給他,但是因為我在哲學所的活動很晚才結束,沒有來得及去聽這次講座。1月28日,我們按約定在哲學所見了面,我把錢轉給他。他所在的研究室在哲學研究所四層的一個角落里,房間也比較暗,估計平時也沒有什麼人。和以前一樣,他非常關注我主持的重大課題的進展,並特別提醒我,蘇聯哲學有不同的含義,要在這些含義之間做出區分。他知道,在我的項目里有一個子課題是關於蘇聯哲學的。這竟然成了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回國前,霍魯日邀我2月24日去他家,他要為我餞行。儘管莫斯科當時還沒有出現冠肺炎患者,但是,針對中國人的一些措施已經開始實施。半年前預定的航班取消了,幾經改簽,我最後成功買到2月27日的機票。鑒於當時莫斯科華人的處境比較複雜,我推掉了很多學術活動,最後也取消了去霍魯日家的計劃。當我坐上飛機的時候,霍魯日在洛謝夫之家的系列講座的第五講正在進行。這是線下最後一講,因為沒過幾天,莫斯科就爆發了疫情,系列講座也停了。他的秘書葉蓮娜來信提到過,正籌劃在線上繼續這個系列講座。現在,隨著霍魯日的去世,他在這個世界里的學術活動永遠地停止了。

9月25日,霍魯日的葬禮在位於莫斯科市東北角的一個以三位一體命名的教堂里舉行。我看了霍魯日葬禮的視頻回放。葬禮由格奧爾基·別里肯德(Георгий Белькинд)神父主持(我和格奧爾基神父是在霍魯日的一次講座上認識的)。在靈柩移出教堂之前,格奧爾基神父有個簡短講話,他高度評價了霍魯日的學術成就,並稱霍魯日為“傳教士(миссионер)”,當然不是直接意義上的傳教士,而是說霍魯日通過自己的著作傳播東正教的基本精神價值。格奧爾基神父用自己的例子證明這一點,他說,自己接受神職就與閱讀霍魯日的那本《緘默的兩部曲》有關。

霍魯日安詳地躺在棺材里,緊閉著雙眼,如同睡著了一樣,看上去睡得很深,似乎不願再睜開眼睛。也許,他太累了。在這個缺乏思想的時代,他像一架不停地高速運轉的思想機器,把極有價值的思想源源不斷地貢獻給了世界。在不利於哲學存在的時代,在哲學思想已經枯萎的時代,他成了一位真正的哲學家。也許,在這個世界里,霍魯日獲得的理解太少了,於是他毅然選擇了離開。也許,他對這個世界已不再有什麼期待,唯一的期盼就是自己光明的復活……

隨著霍魯日的離開,我的精神世界失去了支撐,頓時又陷入一片昏暗。但是,我相信,我們之間近20年的交往不會就此停止。我從他那裡獲得的精神財富會驅散烏雲,讓我的精神世界再次澄明。精神交往有自己的規律,它超越時空。

2019年,霍魯日在拉薩旅行途中與藏獒合影。

日前接到霍魯日的中文版著作《靜修主義與協同人學》(他去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系列講座)的大樣。講課的場景又浮現在眼前,他講課總是慢條斯理、細聲細語,我的翻譯聲音很高,形成明顯的反差……還有我們倆難忘的泰山之行、拉薩之行,以及我們龐大的西藏計劃“藏傳佛教的人學研究”,他稱之為“莫斯科-拉薩-北京規劃”……

六月份,霍魯日為即將出版的這本書寫了前言。八月初,他曾來信詢問該書的出版情況。在這本書里,他不但介紹了自己的重要哲學思想,而且還展示了他的學術發展方向,尤其是最新的一些進展。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每一門課,裡面都有新東西。遺憾的是,霍魯日註定看不到自己第三部用中文出版的著作了……

我為自己能與霍魯日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感到自豪。能夠與他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是我三生有幸。霍魯日為我的學術研究指明了方向,為我的精神世界帶來光明。我對俄羅斯哲學史的研究,我對東正教的研究,都是用他的方法。我對宗教、哲學的理解,我對俄羅斯文化的理解,都帶著他的烙印,甚至連西方哲學,我也是通過他才逐漸有了深入且特殊的理解。同時,通過我對霍魯日思想的譯介,國內學術界許多同仁都表現出對先生思想的濃厚興趣,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先生的著作和觀點,甚至有以霍魯日人學思想為題的專門的研究生學位論文。這是先生哲思在異域的古老中國的迴響,先生在天之靈一定會欣慰的。

哲人其萎,精神不朽!

謝謝您,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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